找個舒服的位置好好活著吧

雖然覺得寫論文這件事情對於未來工作不見得有何積極作用，但如果轉換一下想法，將此過程視為學習的一部分，我的思考能力，我解決問題的方法，甚至是我的行事風格，將會是過程中最有價值的產物，那麼每天花上8小時坐在圖書館讀遍乏味的期刊文獻，絞盡腦汁畫出幾個模型說一個15000字的故事也許不算太無趣。

在這過程中妳會發現學問真的是邊學邊問然後再學。妳今天學到A，以為事情就是這樣。當有一天理解了B，妳才驚覺，喔原來還有C這件事情。就拿研究方法來說好了。剛開始我們都知道與受訪者的訪談原則是盡量避免leading questions。這一點真的很難。因為妳花了很多時間讀了文獻，好不容易跟自己混亂的思緒奮戰終於找到一絲脈絡，妳會迫切的想要在收集的資料中找到證明，尤其是碰到就是講不到重點的受訪者，妳就會「情不自禁」的在訪談過程中表現出這種傾向。而書裡面建議的高明的researcher呢，她們會讓訪談輕鬆得就像日常對話，但沒有一分鐘忘記她的訪談目的。如果妳的受訪者就是死也不說妳想聽的，妳也不能誘拐她踏進妳的圈套。

但後來我發現這個原則應該是有前提的。如果妳是個interpretivist，想要了解消費者心中的想法（搞不好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妳不能影響她們，也就是說受訪者說什麼就算什麼(corroborate certain fact，Robert Yin K.說的)，受訪者是妳的研究問題的respondents。理想情況下，在眾多受訪資料中妳終究會整理出emerging themes，而研究結果會是研究者理解這些資料之後的認知與解釋。

但如果換個情況呢?像我現在研究的主題是商業組織的之間的互動，複雜的組織架構與建立關係的過程不太是我能經由本身的經驗與理解去揣摩、釋義而出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在訪談過程中收集的「真實」資料的目的性與要求受訪者表達主觀的意見一樣重要。換句話說，我必須避免leading questions，但我可以不避諱得談論研究主題。如果我想要知道事件A是怎麼發生的，我可以請受訪者propose their own insights into certain occurrences(也是Yin說的)，而她們的認知與想法可以是研究方向的延伸。換句話說，受訪者是我的informants.

如果我從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出發，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世界的真實是獨立存在於研究者的知識之外，如果我是interpretivist，我將不管連續事件的因果也不管what is real，我只提供自己的interpretation(以上是蘭卡AMM老教授Geoff Easton說的)。這樣的理論基礎對於了解商業關係是有困難的。因此critical realists這一派選擇妳必須相信「真實」是獨立且存在的，有因果關係的，但也確實是socially constructed。研究者必須去呈現這一個真實，解釋存於其後的因果，然後從研究者個人的理解去釋義，找出事件的存在意義。

這些存在論知識論有的沒的理論真的很難懂。這一篇只能算是寫論文過程中突然的有感而發啦，而且有時候還是得用自己的母語跟自己對話一遍比較容易理清思緒。

如果對上述理論有興趣，請看孫瑞穗老師寫給研究生的筆記。老師果然是老師，說出來的東西就是簡單明瞭。